多年以后，在讲述自己的“发家史”时，胡润总是说，百富榜这个概念来源于公司培训课上的一次开小差。当时在安达信上海办公室工作了两年的胡润，希望在离开中国前留下一份“作业”，“当别人问起中国是什么样的时候，我可以回答”。

　　“于是开始想关注人，想‘成功’这个词在中国该怎么定义。”胡润说，“家庭幸福？觉得太主观；税收高低？也很难说。最后决定用个人财富，因为这是可以用第三方公开数据来统计排序的。”1999年，胡润和两位大学生花了6个月的时间，在上海图书馆几乎翻阅了每期的《人民日报》和《经济日报》，首次披露了“中国最富有的50人”名单。

　　大学时，胡润特别喜欢历史。“看历史你会发现，一件事发生的偶然性太多。当天某个将军有点生病，国家就输了战争，整个历史的进程就改变了，就因为那么小的一个点。”1999年这份留给自己的“作业”，很可能就是“Rupet”走向“胡润”的那一个“点”。

　　反过来，历史上一个个看似偶然的独立事件背后都有其必然原因，“你可以说我现在也在做一件类似的事情，从一个个具体的人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时代变化。”胡润说。

　　在前任员工张娜的眼里，这份最初的好奇心，就和许多老外没日没夜地研究星星、动物一样，没什么区别，只不过胡润研究的对象和稀有动物一样神秘--中国最早的富豪们。

　　一位熟悉胡润的人士认为，胡润的成名，是由于10多年来始终亦步亦趋地紧跟中国发展的大趋势。2000年前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、财经媒体的大爆发，都为他的成名铺了路。

　　1999年的第一份榜单出炉时，恰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。那一天，《金融时报》、《泰晤士报》、《财富》、《商业周刊》、《福布斯》等媒体都收到了一个英国小伙子发出的传真。

　　传真上写着：“我是安达信公司的一名会计师，在工作之余做了这份榜单。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50周年了，如果以拥有财富的多少来定义成功的话，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人，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了解新中国50年的历史。如果贵刊有兴趣，请和我联系。”

　　“就像现在大家看朝鲜一样，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首富应该是在领导层，没人想到中国其实已经有企业家存在，而我抓住了这个机会。”胡润说，《福布斯》第一个回应了他。

　　善于发现机会的胡润并没有在英文媒体的平台上止步不前。2000年，《南方周末》第一次以中文形式发布了胡润百富榜。从此，胡润榜单的读者群扩展到了数以亿计的华人。

　　“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。”白手起家的胡润开始在中国寻找隐匿在民间的富豪，他通过上海外滩边一个楼盘广告上的售楼热线，找到了中国房地产界巨鳄、世茂集团董事长许荣茂。在一家麦当劳，对方很坦率地说：“说实话，我们不希望进榜，但如果要进，请务必排得准一些。”2001年，许荣茂以60亿元资产登上了富豪榜第5位。

　　这位一无所有的青年，知道如何开拓自己的人脉。在投入新事业之前，胡润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全球巡回演讲计划。他花了5个月的时间，自费到英、法、美等15个国家的20所大学。他给每一所学校的政治经济系和中文系打电话，推销自己的演讲。这些最杰出大学内的中国通，大多是国家首脑们的幕僚。当年轻的胡润看着这些资深教授们的眼睛，侃侃而谈中国企业家的时候，他坚定了要把榜单做下去的决心，“我感觉我是专家了”。

　　2003年，胡润在与《欧洲货币》合作的中国货币企业家峰会上，请来了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，再次引发了轰动效应。其间，他通过上海英国领事馆的朋友积极运作，并在英国奔波了一个月。这一次，又让中国人看到了这位英国小伙子不俗的实力和丰富的人脉。

　　“引导煤老板变成新贵族”

　　2003年1月，媒体上开始不断出现这样的标题--“《福布斯》与胡润崩了”。但胡润当时的助手陈冰却回忆说：“胡润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是很平静的，在这之前和之后，他一直像往常一样工作，没有一点异样情绪。”

　　表面上波澜不惊的胡润，却是一个行动力极强的人。2001年，他不留退路辞去安达信收入丰厚的工作，第二年又让一句中文也不会的妻子来中国生活、工作，准备用榜单打开自己在中国的一番天地。几乎在与《福布斯》“分手”的同时，他已在香港注册了自己的公司“亚润智源”。胡润早就意识到，他需要摆脱《福布斯》的影子。

　　到今天，在属于自己的“胡润百富”办公室里，提及与《福布斯》的分手，胡润都要强调一遍：“我从没有在那里工作过，所以不是‘离开’，只是‘停止合作’。这对我很重要。”

　　他坚持自己独立于任何平台的撰稿人身份，并强调分手是因为“我要活下去”。一年3万美元的稿费，刚刚够这个一心想要做出名堂的年轻人租用办公室、聘请员工的费用。

　　“当时我名气已经很响了，可谁又知道我在上海时还不得不借住在朋友家？你想想看，一个31岁的青年居然沦落到经常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，这种滋味和挫折感好受吗？”这一年，胡润刚刚被《新周刊》等媒体联合评选为“2002年度新锐人物”。